访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:释字509留下的空白,「言论自

採访编辑:黄楷元
美术编辑:林洵安

为什幺研究「言论自由」?

言论自由,对个人来说,与自我实现息息相关;对于整个社会来说,则是确保民主价值的必要条件。然而,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,其中一条红线是「妨害名誉」。

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分析发现:各级法院近年来在「民事名誉侵权」认定上,对合理查证的要求越趋「严格」,而「刑事诽谤」认定上,对发言者责任认定越趋「宽鬆」。这牵涉到法院如何在政治对立、媒体品质堪虑、社会价值冲突的大环境下,参与塑造公开发言者的言论尺度。此课题攸关台湾民主发展的品质,值得认真关注。

言论自由的红线:诽谤

2019年3月的立委补选,有一则出自政论节目的消息让举国譁然:「200万吨滞销文旦,被倒进了水库。」由于数字惊人,立刻有反对意见驳斥这是「假新闻」。儘管消息来源后来澄清是重量单位的口误,但仍被质疑情节太夸大,掀起的论战烽火连天。最后,这个争议甚至可能影响了选举结果。

事实上,类似的案例,近年来在台湾的政坛和媒体,已是屡见不鲜。政府高喊「打击假新闻」、设立「闢谣专区」,但仍然有许多真实性待商榷的资讯,透过新闻及社群媒体,扩散流窜。这些谣言或假消息形成的错误认知,可能会误导判断、激化冲突、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。许多人心中不免出现一个质疑:

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,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。言论自由的内涵与範畴,是一个非常庞大且複杂的议题,比如说,其中一条言论的红线,是「妨害名誉」。光是「怎样才算成立诽谤」这个问题,就已经让法律界争论很长一段时间。

访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:释字509留下的空白,「言论自摄影│张语辰
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许家馨,以实证法学方法研究诽谤,提出「民刑诽谤二元体系」,釐清大法官509号解释后的学术与实务争议。(摄影│张语辰)
释字509留下的空白访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:释字509留下的空白,「言论自资料来源│全国法规资料库
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(节录)。(资料来源│全国法规资料库) 

2000年以前的法律实务,诽谤官司中,刑法第310条「证明言论为真」的责任,一直都落在被告身上,若不能证明为真,就成立诽谤罪。这项罪名好比是言论市场的紧箍咒,对新闻记者或者其他针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人,构成非常沉重的负担。

直到2000年大法官做出了释字第509号解释:「……依其所提证据资料,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,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……」。此解释大大减轻了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,从「言论为真」,变成「有理由信其为真」。

多周延的理由,才足堪确信?这边出现了很大的模糊地带,一方面会影响法律的安定性,让人民无所适从;同时也会造成法官裁量上的困难、甚至是滥权的可能。

于是,许家馨整理了2000到2010这10年间,高等法院对于刑事诽谤罪的1163个判决、以及民事名誉侵权的471个判决,并设计下图的量度进行实证研究,希望能从中整理出脉络。

访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:释字509留下的空白,「言论自图说重製│黄楷元、林洵安
许家馨设计4种量度评估「判决诽谤言论的宽鬆程度」(上方长条),并将之对应到法律或理论上的「故意/过失」归责程度(下方长条)。(资料来源│许家馨,2013,〈民刑诽谤二元体系之形成与分析:以「故意过失」为中心的实证研究〉,图说重製│黄楷元、林洵安)

如上图所示,许家馨用了严格、中等、宽鬆、极宽鬆4个量度,来评估所有的判决,也把这4个量度,约略对应到刑法上的故意/过失概念。以下是他对这4个量度的测量标準:

严格:要求发言者必须自己证明诽谤言论的真实性,若不能证明真实,就直接课与法律责任的判决(接近释字509做成前的状态)。中等:要求发言者应「合理查证」,而查证的合理与否,牵涉到许多面向(例如被告身分、言论公益性、查证成本等)来衡量发言与查证是否「合理」的判决。宽鬆:当事人只需有些许证据,足够引起其「合理怀疑」所陈述的事实,非完全凭空捏造,即可免责的判决。极宽鬆:比上述「宽鬆」更甚的其他判决(例如「加上问号就可免责」等)。

分析结果发现,民事名誉侵权判决、刑事诽谤罪判决,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布差异:民事认定越趋严格,刑事认定越趋宽鬆。

一锤定音:民刑诽谤二元体系

延续前述的量度,从许家馨整理的下方图表可看出:刑事案件,从2006年之后,非常显着地朝「宽鬆」的方向发展;而民事案件,扣掉案件太少、参考价值偏低的前2年,则是缓和地趋向「严格」。

访中研院法律所许家馨副研究员:释字509留下的空白,「言论自图说重製│黄楷元、林洵安
2000-2010年,高等法院刑事诽谤案件及民事妨害名誉侵权案件判决──故意过失的比例变化。(资料来源│许家馨,2013,〈民刑诽谤二元体系之形成与分析:以「故意过失」为中心的实证研究〉,图说重製│黄楷元、林洵安)

许家馨在2011年发表了这个研究,自此确定了台湾诽谤法制「刑宽民严」这个发展趋势,许家馨称之为「民刑诽谤二元体系」,大大减少了学术上与实务上针对此一问题的争议。

一方面,不负责任的爆料文化和失职的媒体,会需要较严格的规範加以管制;另一方面,对政府监督的需求、及高度对立的政治生态,又必须对言论採取较宽容的管制。这样的两难局面,「民刑诽谤二元体系」或许是较佳的方案。

刑事的诽谤,罪责重、非难性也高,容易引发「寒蝉效应」的危险,因此採取对于言论管制较宽鬆的「真实恶意」原则──只处罚恶意空穴来风的造谣。而在非难性较低、着重合理分配损害与风险的民事名誉侵权,就使用着重客观行为规範的「合理查证」模式──轻率的发言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
许家馨表示,这个议题还有很多角度可以继续钻研,像是言论的「公共性」程度,是不是也会影响查证义务的高低?「公共性」应该用什幺标準来判断?这些问题都很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
思想与言论的最后堡垒

当然,个人或团体的名誉,并不是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唯一红线。在讨论言论/新闻自由本质的时候,背后应该有更高层次的价值,从人类伦理、民主政治、社会生活等层面出发。

「1990年代的时候,讨论言论自由的角度大多是要儘量开放,因为那时候的时空背景,『解除威权遗绪』还是一个主流思潮,社会需要打开出版和评论上的枷锁,」许家馨说,「但到了近年,民主自由逐渐落实,环境已经不再是对威权体制的冲撞,而是蓝绿对立。在这种高度对抗、激化的政治氛围下,看待言论市场的态度也该有相应调整。」

根据林子仪大法官的观点,「言论自由」的理论基础,是来自于人类对于「自我实现」的需求。在对抗威权的年代,这样的理论可以为民主化运动提供很多的养分。但许家馨认为,在民主慢慢落实后,这理论需要适当修正。为了避免滥用,「言论自由」应该要有更多相对应的「民主功能」或「社会责任」,才能够维护民主自由体制的品质。

在民主理论典範中的「审议民主」,就是强调在「公共领域」中的各种公民意见,经过审议的过程去芜存菁,让好的意见影响政治决策,维护民主的品质。社会需要有一群人、或一个场域,有足够活跃的言论空间,以超越党派的角度,来思考公共议题,既可由上而下宣达政策、也能由下而上反映民意,对于政府进行监督、以及意见的讨论辩证。

曾经被寄予「公共领域」厚望的对象,一个是媒体,另外一个是学术界。前者相对更加大众化一些,能够有更多公民的参与。但后者,则能提供更严谨、更客观、更科学的方法,来辩证审议各种言论意见、甚至扮演知识的来源。然而,不管是媒体亦或学术界,公共领域理想能否落实,关键都在于「党派政治」的手,有没有伸进来。

许家馨并不乐观,因为近年来,媒体和学界被政治领域「反殖民」的情况十分严重,像是台大校长的争议、以及「韩流」发烧的媒体现象,都是例子。政治本质就是权力的争夺,必然会划分敌我,若把党派政治带进媒体和学界,整个社会就会开始趋向对立,逐渐失去思考的活力。

身为学者,许家馨对学界的忧心尤甚。他认为,制度面上,要坚守学术自治,这是跟党派政治保持安全的距离最好方法。此外,也需要仰赖学者的自觉与责任感。

在冲突对立的社会中,许多人都喜欢窝在舒适的同温层里。但许家馨认为,「在学界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菁英机构里面,必须要有走出同温层的自觉,进行open-minded的对话,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言论和思潮。」这是他对于自己、以及所有以知识份子自居的人,最诚恳剀切的期许。

Q. 是什幺启蒙你对于言论自由的研究旨趣?

2002年的时候,政坛爆发一起重大事件──喧腾一时的「涂醒哲舔耳案」(时任卫生署代署长的涂醒哲,被李庆安立委诬指性骚扰男性友人,引起轩然大波,事后证明是张冠李戴,乌龙一场)。那时候我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求学,看到新闻很生气,怎幺可以这样乱讲话。后来就开始对于言论自由的议题产生兴趣。

Q. 留学美国时,有看到什幺不同的政治与学术文化吗?

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唸书时,亲眼看见那里的知识分子,儘管政治立场不同,仍然可以互相肯定、和谐对话。这份学术阶层的自我认知,对我这个习惯蓝绿对立的台湾留学生来说,十分震撼。

在政治领域中,竞争是需要的,但要怎幺防止竞争扩大成你死我活的战争,需要外面一层很厚的政治社会文化,去把政治给包围起来。这个方向,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